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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
對話
《時尚先生》專訪:what I‘ve learned from 王志綱
《時尚先生》 2013-08-28

編者按不久前,《時尚先生》主編李翔先生對王志綱先生進行了專訪。在王志綱看來,“時尚”不僅指衣著和打扮的光鮮度,更多的是指思想的前沿度、事業的知行合一度以及人生價值的實現度等。隨后,《時尚先生》以“what I've learned from 王志綱”為標題刊發了專訪。


(一)玩票才是最高境界

王志綱,1990年代前后最知名的中國記者之一;從商后在地產圈內以首富制造者聞名。

玩票才是最高境界,孔子說過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才是最高境界,就是票友。

現在人們都在追求時尚、追求表面的東西。影視圈里我遇到的所有投資人都說,什么都不缺,就缺好劇本。我說既然什么都不缺就缺劇本,為什么沒人去做劇本呢?這就是一個悖論,它是一個下地獄的活。劇本劇本,一劇之本,劇才是本,為什么沒有人去做本而是熱衷末呢?因為這個時代太泡沫化了,誰都想取巧,走捷徑,選擇光鮮的生活。

其實生活就是這樣,當人們都選擇光鮮的生活,生活就不光鮮了。很多人都選光鮮的東西時,一個人只要沉下心來敢于下地獄,那出來了就了不得,就是稀缺資源。

80后這代人,我也看出來了,他們是痛并快樂著,樂此不疲。我兒子是個記者。春節的時候為了趕一個稿子都虛脫了,累了一兩個晚上。我說既然這樣你還干這個做什么?是不是很痛苦啊?他說痛并快樂,我說那就沒辦法了,這是吃飽了撐的。像他們這代人起來以后你別小看,當他們真正對這個樂此不疲的時候,金錢打不倒他。

當很多人所追求的名利、地位和虛榮都打不倒他的時候,可能中國就開始產生大師了。

過去很多作家比如托爾斯泰啊都是大地主、大莊園主,這種背景下反而從容淡定,能出傳世之作。早些年中國不少的作家可能就是為了改變命運,寫啊寫啊,寫得滿臉滄桑,甚至為此賠上生命。我曾跟很多作家聊過,包括陳忠實,他們還不接受我的觀點。很多人把文學當作最大的風險投資,后來成為所謂的廳級干部,房子有了,車也有了。

陳忠實也罷、路遙也罷,早期都屬于代課老師這個層面,就是社會最底層的知識分子。現在的人已經不可能有那種精神了,就像普羅米修斯盜火種一樣,是用自己的骨頭當作火炬,做不到了。但如果這些人真的不被生活所累,真的到了樂此不疲的時候,反而能真正做到超然、超脫。

其實對于子女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環境。家庭環境當中最真實的還是言傳身教,爹媽是個虛偽的人,可能孩子要么虛偽,要么就會變成造反派,就說你是個混蛋,我要當革命者。我也見過一些人,拼命地想當官,當時我就很奇怪,為什么要對當官如此樂此不疲?后來我才明白,他是小官宦家庭長大的,他爹可能就是一個科長,或者一個處長,在那種環境長大的,對于那種環境的癡迷就是這樣。

從小我就讓兩個孩子行萬里路。同齡人里沒有人比他們見識更多。他們十八歲前跟著我在全中國旅行。好處是見多識廣、閱歷豐富,壞處就是廣而不精。他們跟著我遇見過華國鋒,見完我說這是華國鋒,他不知道華國鋒是誰,現在長大了才知道,哦,原來是華主席啊。包括現在中國的很多商業名人,楊國強、黃文仔、吳亞軍、那些老板他們小時候就經常見。

他們爺爺、姥爺兩邊都是文化人,對文化非常看重。這讓他們對商人一直都是不屑的,后來才懂得不要簡單地否定商人。

要善于與狼共舞、與商人打交道,而且要會當披著狼皮的羊,你跟狼在一起,但心里是羊就行了。我就是披著狼皮的羊,雖然跟狼在一起,但是內心里還是羊的習性。

我們老家有句話,人在外要吃得虧,打得堆,就是一個人能吃得了虧,大家就能夠在一起相處。我跟兒子說,你的家庭條件可能比別人好得多,所以在外面要大度一點,吃飯搶著埋單,這是吃不窮的。

我同商人無縫對接二十年,應該說對商人有很深刻的了解。在我的《第三種生存》這本書里,第一句話就是老板不是人。他們都嚇了一跳。我說他們的眼睛是銅錢做的,看到的永遠是白花花的銀子。他們的鼻子像鯊魚一樣,能夠聞到暴利的血腥氣味,當他們聞到哪里有受傷的獵物就會像鯊魚一樣張開血盆大口撲過去。他們的耳朵是什么樣的呢?納斯達克和紐約證交所任何一點金屬之聲都逃不過他們的耳朵。他們是最大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相信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為了利益就算是祖上的冤家也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為了利益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可以撇在一邊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一個老板說,他買了八百本《第三種生存》四處送人。我說:這不是罵你們這個階層的嗎?他說:罵得太好了,罵得太絕了,罵得我心服口服啊。這個人是誰呢?原來哇哈哈最大的對手、廣東樂百氏的老板。

其實我罵這些商人并不是要徹底否定他們,只是要剝掉他們的外衣,把他們的本質講出來。最后我還是肯定他們的,肯定商人的力量和商業的力量。他們冷酷、他們理性、他們追逐利益、為了利益可以六親不認,但在最后其實是推動了這個社會的前進。你可以不當商人,但你要理解商人,而且你要善于跟商人共處,與狼共舞

到了一定年齡之后就會改變對于問題的理解。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快要六十歲了,能聽進去很多意見,現在我看很多問題都是踩在邊緣線上,但肯定不會像一些商人那樣耍奸耍滑。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底線。

商人是個很功利的群落,你不要指望和他們成為朋友,他們只有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才會來求你,沒有困難他求你干什么?每天有多少人簇擁著他?他們的骨子里是想當百獸之王的。每個老板的心里都有一頭熊在咆哮,都想當獅子王,特別是那些所謂的行業大佬都想稱王稱霸。萬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大家都圍著他轉,憑什么他們要拜在你王志綱面前?憑什么像劉皇叔一樣三顧茅廬?憑什么把你稱為王老師,圍著你轉?因為你能帶來巨大的利益。

記得我那本書(編者注:《第三種生存》)要出版的時候,一個部下說你這樣得罪了所有客戶,生意還從哪里來?我說我之所以敢這么寫,是因為我是稀缺資源。商人是很實際的,馬克思早就說過,“有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就蠢蠢欲動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潤,資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那么上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來”。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他們是會算這個帳的。黃文仔的北京星河灣項目我取了多少?記得項目成功后他請我吃飯,我打趣說:黃老板,你真是商人啊,我們辛辛苦苦幫你三年把這個項目做成了,你賺了大錢,而我從你這里收的錢為買你的房又讓你一把賺回去了,什么財智時代啊,做夢呢,那是文化人自己寬慰自己的,還是財富時代、商人時代。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商人存在的就是追逐利潤,我的價值追求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個票友。黃文仔這個人能干成事,能把我的智慧變成現實。另外北京缺少好產品,需要一個樣板田,讓那些只會吹牛皮說大話的大炮,知道什么叫做好東西。好房子是會說話的,通過好東西可以推動北京的城市化和人們的居住水平。我也需要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告訴北京人我們來了。否則大家認為你在廣東能玩得開,在北京就玩不開了。

金錢只是一個結果,三百萬、五百萬是無所謂的,那個時候黃文仔天天陪著我打高爾夫球。我把他的公園搞成了迷你高爾夫球場,他成天陪著我。為什么要陪著我?這就是商人的特點,只要你能給他賺到利潤。但是一旦商人成功以后你趕快走開,他不找你你就別找他。

過河拆橋是商人的本性。很多人作怨婦之狀,我覺得可笑。如果你有這個本事就繼續前進,走在他的前面不就行了?

我對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話傳得很廣,我們是火箭送衛星上軌道,十五年前我就說過這句話。哪個火箭把衛星送上太空之后還抱著衛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軌道上運轉的?那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務就是自動脫落。

你知道王健林是怎么找我的嗎?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剛開始我不想理這個事的,還跟我攀老鄉。我說:我們怎么是老鄉呢?他說:我們都是四川人吧。我回答:我不是四川人,我是貴州人。他又說:聽說你爸是四川人。我說:。他說:那就是老鄉嘛!后來我去了他的萬達廣場。商人是考慮得很周全的。他把幾個大老板都請來了,黃光裕、郭廣昌、還有泛海的盧志強。

王健林這個人很厲害。當出現根本性問題的時候就會撇開所有的一切,直接自己來解決。他來找我的時候就說:志綱兄,我可以先打幾百萬過來,咱們把事情做了,我們以后還希望合作三年五年。后來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的財務傻乎乎的,天天追我,說是要把發票給人家,不開發票這個錢就是不義之財,沒法做帳。搞得我三次問王健林:財務怎么天天追著我說要給發票?王健林問:什么發票?我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事后才反應過來,王健林為了加快項目節奏,擺脫大企業病的低效,從自己的私人賬號直接打出來的錢。

這很有意思,商人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平時他可以睜只眼閉只眼,但是關鍵問題上自己肯定要把握。

我從來不指望商人感恩,哪有什么感恩?我只唱《國際歌》,不唱《東方紅》,這是貫穿我一輩子的哲學。國際歌是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東方紅》就要倚仗于人類的大救星

要不斷地領跑、不斷地超越,慢慢地就會在江湖上形成一個神話。

我坐在這里,老板大多會過來拜訪我,我原則上不會去老板的公司跟他們見面。他們每次過來都問:找你們太難了,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一樣?你們怎么不把買賣開大一點?是怕錢砸你嗎?他們就是不明白,我基本上就是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你愿意來,我經過甄別以后確認你這個人能扶得上墻,大家又很愉快我就跟你合作。如果不是這樣,在商言商我毫無興趣。


(二)一種刺激著我的力量

我當記者的時候人家叫我記者王,當時名聲的確很大。我認識很多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大佬,比如健力寶的李經緯、白云山的貝兆漢這些頂級企業大佬。

離開新華社之后,有兩年是很痛苦的過程。就是高臺跳水轉型。

我決定離開新華社的時候,有段時間天天在廣東從化騎馬蕩舟吃野味。那段時間心里是很痛苦的,我在尋找我的下一個生活方向。大的方向沒有變,但是具體的方式變了。我的自尊心太強了,我離開新華社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傳,說了一些很難聽的話,說王志綱原來那么牛就是靠這個牌子,離開這個牌子他就完了,甚至有人斷言以后我還會用新華社這塊牌子招搖撞騙。

為什么叫做王志綱工作室?我的自尊心強,特別敏感,既然離開了就一刀切,就用王志綱三個字,跟之前沒有關系。到今天為止跟我打交道的百分之九十九老板,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歷史,我也不想講。

當時離開的時候給自己設計了一個頭銜,叫做自由撰稿人“獨立制片人”“市場策劃人”,三位一體。我希望通過撰稿養家糊口,這個本事還是有的吧?還有一個是獨立制片人,因為我愛好影視,就想拍片子。第三個是市場策劃人。第一個是能夠吃飽飯的;第二個是前進一步的,當時我拍了五六個片子,覺得很有感覺,還想繼續往下走;第三個市場策劃是想探索這個未知的領域。

有一次我拿名片給一個老板,那個老板看了之后就說:要獨立、要自由、要發財,哈哈,天下哪有這么好的事?不當孫子能發財嗎?但是現在我見到他,他就說王大師啊,你是對的,要獨立、有自由、得發財,哈哈!

后來無意當中發掘了竇文濤。當時我做片子成本有限,我要扮演評論員,得找一個主持人,說白了就是找個話筒架子。他們給我推薦了中央臺一個當時很有名的主持人。我把他的節目調過來看。我說不行,這個是小白臉,而且還牛皮哄哄的要價很高,我成本有限。我這一輩子就愿意提攜新人,不愿意用那些自以為是的。我認為就像牛初乳一樣,牛最好的奶是牛初乳,奶出多了就不行。這個小孩出場費要一萬塊錢一期,不行,我找新人。找誰呢?后來有人推薦就說,珠江廣播電臺有個武漢大學分來的小子不錯。我就把錄音找來聽了聽,結果是講葷段子的,打擦邊球,講一些色而不淫的東西吸引你們收聽。我看這個小子吐字清楚、語調幽默,感覺可以,叫來見見。就是竇文濤。后來就發現這個小子真是厲害,用他用對了。

這個節目就是《老板,你好嘢!》,一個晚上可以做五個老板。這個片子播出之后轟動了整個南中國,創造了一個收視記錄。當時廣東人只看香港臺,那段時間全部轉過來看廣東臺,那是當時廣東臺開臺以來的最高收視記錄。

我離開新華社跟碧桂園的楊國強合作三年告別的時候,他說了句話:王老師,我們兩清了“。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我們誰也不欠誰的了。包括都說好了碧桂園學校給我的孩子是免費的,后來也變卦了。一事一議,決不記情,這就是商人。

就是這種力量刺激著我,我后來幫助星河灣,楊國強又要重修舊好。我就扔下這么一句話:要珍重知識,敬畏智慧

所有的商人都是功利的,昨天你的利用價值是記者,他認識的是記者王,你能呼風喚雨,能給他省掉廣告費,這是很實際的。他的失誤在于不知你廢了新聞武功后還能再生出其它功夫。

我這個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來不相信天上會掉餡餅,從來不揀便宜。當然,還要自身功力強。

我很感激這個時代,我活一輩子相當于別人的幾輩子。我爺爺以前是大士紳,我爹大學畢業從事文化和教育,其實我是把幾千年承上啟下的都經歷和跨越了。

說得難聽一點,我們這些人都是過渡性的人物,在為時代承上啟下,通過承上為后來的人啟下,也讓他們少走彎路。說得好聽一點,可能五百年以后我們的故事也是個傳奇。今天單單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別人聽,別人都不相信,編都編不出來,等到五百年、一千年之后,那是多精彩的故事啊。

我非常討厭別人把我當商人看,這一點上我很敏感。就是那句話,金錢只是順帶的結果。從這一點講我不是商人。商人應該是利益最大化的,這才是商人,我不是。

我想做的是戰略思想庫。中國人搞戰略思想庫,一類是純粹照搬美國模式,但在中國沒有市場。因為美國的戰略思想庫是不需要掙錢的,有美國的大資本家支持和國家委托。中國人學的結果就是養不活自己,死掉了。另外一類就是純粹市場化的機構,但是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純粹得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沒有角色獨立哪有科學決策?

你可以說我是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但是我們在探索一條道路。我的興奮點還是在于宏觀和中觀的問題,是比較超前的戰略性問題,要植根于中國的現實。我們肯定要有委托,委托人有可能是商人,也有可能是國家和政府。

這二十年讓我感覺最自豪的是,前十年我教會了老板購買知識產品是要交錢的,而且還要交大錢;后十年我教會了政府購買知識產品是要交錢的,而且還要交大錢。我們的委托人包括很多省市一級的政府。全中國都開始懂規矩了,這也是我們做的貢獻。

我們的戰略研究院也在研究邁克爾·波特的理論和模式。我就發現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覺得洋人的東西就了不得。我覺得基辛格說得非常好,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在于美國人是下國際象棋,中國人是下圍棋。國際象棋每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國人不是,下圍棋只有最后收盤的時候才能看出來勝負。

中國需要很多創新和創造,直接從國外移過來是不行的。邁克爾·波特的理論在美國那種定量化的文化下,一個準確的定位是有存在價值的,但變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就會出現問題。波特自己的咨詢公司不是也垮了嗎?

中國人不是這樣的,中國太復雜了,中國是在一個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行駛,有沒有規律?有,但絕對不是美國人的規律,這是我們跟他們最大的差別。

中國以后真正的奢侈品洗牌就要開始了。中國的奢侈品從哪里破題呢?陶瓷估計是個重要的突破口。

我們有句話叫做非新勿擾,不是新的你別找我,因為是新的,大家都很陌生,我們反而具備了優勢,因為你總是在準備,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我當記者的時候,很多建議受到了中央的重視,包括關于特區的完善、關于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與沖突是怎么回事。當時覺得自己是個專家。但是等到二、三十年回頭再看,開句玩笑,演戲的人是瘋子,看戲的人是傻子,寫戲的人是騙子。如果人生是個舞臺的話就是這樣。那你是什么呢?我說我曾經當過寫戲的,也當過傻子,但現在我是一個舞臺監督,我站在第三方可以全部看清楚。舞臺監督從演員的演出到觀眾的表現再到寫戲人的效果一目了然。原來也不是記者當得不好,而且當時都是很有針對性、很積極的,但那個時候的成就感是很簡單的,只要是被采納、變成中央文件,革命就成功了。但其實離最后的改造還有十萬八千里。

我的印象很深,當時的總理說過一句話,學者總想使他的研究成果被政治家采納,從而流芳千古,而政治家卻要為后果負責任

跟商人也罷,跟官員也罷,就是人一走茶就涼,你求我幫你,幫了之后一刀兩斷。不少商人、官員為表示親熱,會主動把手機和家里電話給我。我就好笑,我從來沒有主動給他們打過電話,從來不主動聯系他們。這可能是我的一種毛病吧,但也是一種獨特的方式。一輩子都有這么一個萬事不求人的毛病,特別害怕求人,太敏感了。

當時我已經在廣東分社三年了,與愛人兩地分居。有一次跟衛生局局長開會,我就講到了這個痛苦,他說可以考慮。后來廣東分社的領導就說:小王啊,要抓住機會啊,不能答應了就完了。甚至建議我送禮,我想麻煩了,送什么禮啊?家徒四壁什么都沒有,最好的東西是一瓶洋酒,別人送的一瓶藍帶,六百塊錢。當時就穿個短袖短褲,拿個報紙一包就去了。廣東的雷陣雨說來就來,我悶著頭往他家跑。門推開進去一看,一屋子都是人,手榴彈拿出來不是,不拿出來也不是。我就往廚房里面跑,他老婆就追過來:王記者,怎么回事?我滿頭是水地把藍帶拿出來,她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說:沒事沒事,這個我也不喝。放下就跑。

我的確覺得我有做記者的天分,而且當時我有個人生目標,就是想當中國的李普曼。年輕時我看完《李普曼傳》以后感受很深,覺得一個人作為第三種力量能夠推動社會、推動歷史,連總統都要來拜訪他,很了不起。我覺得我真有這個潛能。但是后來為什么放棄了這個職業?我走的時候當時《南風窗》總編秦朔跟我做過一個對話,叫最后的江流。我最后拍的一部片子叫做南方的河,里面有這么一句話:當珠江經過漫長的流淌匯入大海以后,這個江流從此就消失了。所以是最后的江流。其實我講最后的江流就是講我自己。本來我是想把記者當成一個事業來干的。

當時我有一個武器,就是內參,可以把中國的很多尖銳問題擺出來。但是到了后來,有一段時間說內參也要遵循主旋律,這時候記者就沒法當了。

1992年時我還提出過一個建議。當時新華社要提拔我,我堅決不當那個官,在我看來那就是生產隊隊長。但是不當官怎么辦呢?這是傳統體制,要么就當官,要么就當記者,寫那些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東西。當時我對新華社還有點感情和念想,我就跟老社長穆青提出來:穆青同志,我們要與時俱進,其實平臺只是手段,不是內容,新華社應該創辦一個電視臺,如果有這個想法的話給我一個授權,我肯定能辦出一個超過中央電視臺的臺來……”。他說可以考慮啊。當時李瑞環管意識形態,李瑞環也說可以考慮,可以從中央電視臺劃個頻道出來,為此我還準備了兩年。后來又不行了。沒辦法了,就離開吧。

我離開新華社的時候提出了三個不來往:第一是跟之前認識的企業家不來往,第二是跟采訪過的官員不來往,第三是跟熟悉的媒體不來往。因為我必須要自絕于他們,否則是很尷尬的,等于是落地鳳凰不如雞,跟他們打交道像求施舍一樣。所以需要浴火重生。見到他們的時候原來的王志綱已經不在了,一個新的王志綱出來了。

一個記者一定要永遠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如果不好奇就干不了這個行當。現在手機上的微博、微信我也在了解,就是一種好奇。另外要保持一種哲學家的思辨,還要保持一種歷史學家的理性。我們不能聽到風就是雨,嚴謹很重要,所謂大膽想象、小心求證。


(三)整個中國是很好玩的,我們是躬逢其盛

如果精英指的是魯迅所說的民族的脊梁,這種人應該是在企業家當中。任正非這些人是了不起的,雖然我擔心他退任之后,華為能不能延續下去。盡管我不是很喜歡他,但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另外一個搞實業的人,李書福,他能夠顛覆國有企業幾十年都做不好的汽車業,甚至把外國企業收購了,是很值得欽佩的。還有哇哈哈的宗慶后這樣的老知青,一個騎板車的能通過做水做成中國首富。

有些商人,我開玩笑說,掌聲響起來,他很害怕沒掌聲,他是為掌聲而活,生怕你忘了他。就是營銷、營銷、營銷,通過最小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效果。

作品是什么? 有些人想追求完美,希望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再出來作品,我是一邊走一邊唱。先完成,再完美。現在我已經出了十五本書,在我看來這十五本書都是建筑材料,等到一定時候我就有條件蓋這個房子了。至于房子怎么蓋,現在我是五十八歲,距離六十五歲還有七年,這七年時間里我就在過渡,不斷地超脫,讓我的員工成長起來。

我想做一些帶有概括、提煉、總結的規律性的東西,擺脫現有的功利性。我想寫一本書叫做《戰略之道:尋找必然》,當下可能就賣三五千本,但也許過了一兩百年還有人會愿意看,那就是有價值的。這個時代給了我這樣一種可能和機會,把它提煉好、概括好、總結好。

我還希望跨界,我一直有這個愿望,拍攝一部真正的《中國往事》,把我這一生的體驗和探索最后濃縮在一個點上,然后以電影的方式來表現這樣一個野蠻生長、驚天動地的時代。

八十年代太有趣了。它很貧寒,但不貧窮。衣服是有穿的,飯是有吃的,但是穿不好吃不好。每個人的精神都非常豐富。山也美水也美,那是一個充滿憧憬的理想主義年代。鄧小平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給了舞臺上的所有人一種可能,去展現自己、去釋放自己。那是一個純真年代,很偉大很純真,都渴望中國好,只是早產而已。那時人性沒有現在釋放得這么充分。現在這種人性釋放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那時每個人都很美好,雖然純真,但是幼稚。

九十年代是一個泥沙俱下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方寸,這是很好玩的。特別是鄧小平南巡之后。

九二派算什么?什么叫下海?我才叫真的下海,我下海是不系安全帶的,光著屁股跳下去。有些九二派是先把船打造好了,這邊下海那邊就上船。還有些人是想當官的,后來碰了壁當官無望被迫下海。真正的下海是高臺跳水,我們就是這樣的。

不過九十年代也挺好,每個人都在探索,特別是整個中國面臨知識分子商人化1993年之后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很有意思,中國很多人淹死了,很多人逃回岸上來了,包括《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有很多下海的,最后都逃上來,求爺爺告奶奶請求組織把他接收回去。

整個中國是很好玩的,我們是躬逢其盛。

現在的社會都是淺薄化、平面化的,追求的是一瞬間爆紅。這是轉瞬即逝的,包括現在中國好聲音也罷,湖南衛視搞的那些東西也罷,節目成功,得到一些票房但很快就會過去。這個時代的確是個易碎品時代。

中央電視臺請我去跟易中天對話,我是作為神秘嘉賓出場的。我一出來他就說:哇,志綱兄,是你啊!我就說老易啊,你用不著再問我怎么賺錢了吧?我之所以如此調侃是因他在未爆得大名前,一次在論壇上曾對我說:志綱兄,你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驕傲啊。隨后問我怎么才能用知識賺錢。

人海茫茫,大家都是黑暗中的舞者,照射的燈光就是名利之光,當它照到誰的時候觀眾就看到了他,這個人就是明星。但是燈光是會移動的,被燈光照亮的可能是幸運兒,沒有照住的可能就是失落者。在這個過程中,當燈光要轉換的時候,瞬間照到一個周杰倫,可能在黑暗中舞跳得比郭富城還要好,燈光要移走的時候臺下的觀眾不干了,不準不準,燈光只好把她鎖住,一個明星就如此誕生了。這是舞臺、燈光和觀眾的關系。大家都是明星,有些人就變成了流星,有的人就變成了恒星。流星本身有幸運的因素,但恒星是必然的。

我跟易中天說,中央電視臺是一個超級名利場,也是一個衛星發射臺,這里每天都在把各種動物發射到太空上去,但是為什么很多人還只是猴子,你卻成了齊天大圣?

我已經不太在乎誰知道我或不知道我了。有的時候我跟他們出去,也會有一些粉絲冒出來,把我認出來,然后拿出一本書。拿出我的任何書我都不激動,唯一拿出我二十年前當記者時候寫的書我就會很高興、很激動,因為一萬個人當中終于有一個人知道我昨天是干什么的了。

我看到易中天一夜成就大名的時候就為他捏了把汗。因為我是過來人。我曾經一夜獲得大名,后來我消化這個大名用了五六年。當一個人一夜成名,這時候其實是騎虎難下的,他有點超前透支了。就看你能不能成為恒星了。

所有的人恭維你的同時也會對你寄予更高的、甚至是神話般的期望。也有人會攻擊你,無形之中你增加了很多對手,恨不得把你打死。很多人是一夜成了大名。如果他能夠消化得了就是個幸運兒。

碧桂園最紅的時候,名利巨大,分贓者蜂起,我自然成了攔路石。一些人要打倒王志綱,有人甚至說我對碧桂園是貪天之功,好像都是他們做的,我只是揀了便宜一樣。這些被炒作多了,就逼著我進行星河灣之戰,告訴健忘者和被誤者。

想到錢我臉就紅,嘴巴都說不出話來。你不知道,我是從來不談錢的,就是你看著辦,都是這樣。到現在我還有這個毛病。但是我有一個辦法,就是派手下去談判。他們就說:王老師從來不談價的,我們來談,就是這么分工。這一關我還沒邁過去。

一個商人向往成為文人是個好事。

做地產的人是腳踩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更多的是社會大學,更多的是和制度打交道的能力,長袖善舞,需要更多的是社會閱歷,逢山開道、遇水搭橋。你說的那三個做互聯網的巨頭反而像試管嬰兒一樣,更多可能是在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里面做事情。這是他們最大的不同。

這個時代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果講他們當中有個承上啟下的人,那就是馬云。這個人真別小看,牛頭馬面,雖然他形象怪異,但是不可小覷。這有點像人類社會從冷兵器時代到了熱兵器時代,前面那些做地產的是冷兵器時代的高手,個個身懷絕技。然后突然冒出一批洋槍隊。你武功再高,也奈何不了大炮子彈吧?他們完全是兩種企業家。新一代的企業家動不動就買飛機買游艇,你說老一代的怎么會想去玩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風水輪流轉的問題。不是玄學,是我們闡釋它的時候叫它玄學。其實它是有規律的。比如全球化,風水輪流轉到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很多東西都變成了優點,包括我們講的人口紅利、后發優勢,包括人民改變命運的沖動,所謂的聰明勤奮勇敢這些東西。

但是也把人的另一面喚醒了。從董仲舒的罷黜百家到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只求吃飽不求吃好的水平。因為中國這個國家沒有殖民主義的條件,所以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傳統。但是在這三十年來,鄧小平把中國人幾千年壓抑的妖魔放出來了,就是貪欲。由于貪欲,中國迅速地發展到今天,但是貪欲所造成的后果也越來越嚴重了。這個平衡點要怎么找?從大歷史來看我還是持樂觀的態度,從小歷史就很難說樂觀不樂觀了。

中國這個國家不能用零和游戲的角度來說,還是不是。它有前提條件,你把前提條件設定好了才能談這個話題。這個東西不是玄學,也不是詭辯。談問題不能說簡單的不是,而是要一分為三。我經常找到的答案都是在不是之間。

現在這個時代人們都追求短線,這是最大的問題。要問我人生最大的經驗,真的就是傻瓜哲學。我遇到過很多聰明人,跑得特別快,就像飆車一樣,結果跑得距離最短。因為他在方向未明時就開跑,定是在斷頭公里上。我是很笨的,為什么走得遠,因為重視目標,所以基本上沒走彎路。(撰文:李翔 / 編輯:馬李靈珊 / 攝影:呂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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